案例篇：共创公益新生态：“公益1+1”资助行动的实践研究报告

李涛：北京协作者(Facilitators)创始人，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高级社会工作师，民政部首批全国社会工作专业领军人才，研究领域：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社区治理、城市化与流动人口。本报告亦是“公益1+1”项目团队全体成员的共同成果，特别是杨玳瑁、刘倩、白先枝、何慧、王冰、王立宏、单焱斌、潘愉、李真等同事。

社会组织是“第三次分配”的重要载体，然而，缺少资金却是社会组织自身难以摆脱的困境。困境的背后，折射出的是我们尚未能构建起一个良性的公益生态链。如何使基金会与社会服务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将有限的资源投入支持社会服务项目；社会服务机构如何获得急需的资源和支持，从而将自身精力专注于服务供给，已经成为构建社会组织良性生态环境的关键问题。

2020年6月，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简称：北京协作者)在北京市民政局的支持下，启动“公益1+1”资助行动(简称“公益1+1”)，鼓励基金会拿出资金资助社会服务机构，共同服务困难人群，实现1+1>2的资源配置效应。经过两年的努力，截至2022年6月，“公益1+1”联合多家基金会发起了多个领域的资助行动，筹集资金895万元，资助了63家社会组织，惠及124713人次。通过实践探索出政府提供政策指导、基金会提供资源支持、支持性组织提供专业支持、社会服务机构专注于服务行动的资助模式，携手构建资源共享、伙伴共生、价值共创的公益新生态，为丰富社会组织资助模式提供了生动而专业的实践样本。

一 缘起：为何发起“公益1+1”

北京协作者成立于2003年2月，是国内成立最早的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之一，也是民政部首批全国社会工作服务示范单位、5A社会组织。北京协作者致力于通过开展服务创新、政策倡导和专业支持，协助困境人群从受助者成长为助人者，进而在服务实践中总结提炼本土经验，推动社会工作和社会组织发展。2015年，北京市民政局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北京协作者承接运营市级社会组织支持平台，对全市4000多家市级社会组织提供专业支持。北京协作者在实践中发现，社会组织最缺的就是资金。长期以来，社会组织资金收入主要依靠承接政府购买服务，而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共财政和经济的影响，加剧了社会组织资金单一依赖政府的压力；另外，长期以来，在公益领域发挥重要的资金筹集与配置功能的基金会却少有对社会组织服务项目的资助合作。为数不多的公益资助中，促进受助机构成长的成分严重缺失。

(一)公益生态的困境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当下中国社会财富积累进入相对丰裕的阶段，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有更高层次的需求，一个以物质财富的增长乃至剩余为标志的丰裕社会逐渐转向一个超越财富物质需求并日益彰显价值和精神导向的美好社会，近年来公益慈善的蓬勃发展也印证了社会发展的这种价值取向。以追求美好生活及人类生命价值的不断提升为导向的“第三次分配”的时代已然开启。

民政部发布的《2021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1年底，全国依法登记社会组织约90.2万个，其中社会团体37.1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服务机构)52.2万个，基金会8877个，社会组织从高速增长阶段逐步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公益组织不断分化。然而，良性的公益生态环境并没有形成。

社会组织之所以分为基金会、社会团体和社会服务机构，就是因为三类组织的功能优势不同、社会分工不同。这些功能必须互补，才可以形成一个良性的公益生态链条。在良性发展的公益生态中，基金会定位为资源供给者，筹措配置资源；社会服务机构定位为服务供给者，为社区提供专业的服务。如果没有基金会，前端服务者成为无源之水；如果没有社会服务机构，资源束之高阁，面对问题和需求无从下手。尽管近年来社会组织持续发展，但目前公益生态仍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

对于基金会而言，其在组织属性上具有筹资的优势，毫无疑问，无论从角色合法性的角度，还是从公信力的角度，大家更愿意把捐款给冠以基金会名称的社会组织，而非冠以社会服务机构的社会组织。但目前我国基金会中的资助型基金会占比不到1%。从这个角度来看，本应起到第三次分配作用的基金会，非但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反而在某种程度上阻断了社会服务机构募集资金的通道。

这背后的原因比较复杂。一是基金会本身的定位问题，一些基金会虽然名为基金会，但缺乏筹资能力，只能勉强维持生存。二是生态环境的问题，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之间还没有建立起强信任关系。基于风险控制和效益考虑采取相对保守的态度，很多基金会筹款后自己执行项目，主要担忧做资助如何保证钱花得安全和有效益。在2014年“基金会参与社会服务”专题研究成果报告中，基金会表示在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方面面临很大困难，认为目前基层社会组织能力薄弱。三是资助管理成本的问题，相比自己亲自去做，资助他人对管理技术和质量的要求更高，这也是我们平时说的，赋权增能比直接给予救济要求更高的问题，而很多基金会自身的生存压力也非常大，缺少人力和技术，担心资助组织的管理成本过高，所以宁愿自己做项目也不愿委之于他人。

对于社会服务机构而言，它占到了社会组织的半壁江山，是社会组织下沉社区直接服务的主体。然而，尽管社会服务机构扎根社区、了解服务对象，但一直被束缚在资金困境中。一方面，社会服务机构专注于一线服务，缺少与基金会沟通合作的渠道和精力；另一方面，一些社会服务机构缺少规范化项目管理的经验，也缺乏将自身专业服务与资助方需求匹配的能力。长此以往，公益生态系统日渐失衡，社会服务机构在公益生态链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生存基础非常脆弱。

以政府大力支持的垃圾分类为代表的可持续社区环境治理工作为例，本应该发挥多元功能的社会组织也难有作为空间。北京协作者在2020年对142家社会服务机构的调查显示，57.04%的机构在过去三年没有参与过社区环保工作；76.09%的机构表示需要资金支持，其中50%的机构认为资金获取困难。造成机构筹资困难的主要因素一是针对社区环保项目的政府购买、基金会和企业资助的机会和数量少；二是已有的项目经费与项目任务量不匹配，导致承接项目的机构入不敷出，难以使服务精细和深化；三是缺少筹资信息及渠道。

新冠肺炎疫情则加剧了社会服务机构的资金困境。北京协作者在2020年6月的调查显示，疫情对在一线的社会服务机构影响最突出：服务中断、人才流失、资金链面临断裂。78.15%的北京社会组织账上资金能够维持机构生存的时间集中在半年以内，13.91%的北京社会组织账上资金能够维持机构生存的时间仅为1个月。调查还发现，社会组织的运营固定成本支出主要为人工、房租和税费，恰恰这几项，是政府购买和基金会资助都竭力回避的。

(二)公益资助的困境

公益资助是协助社会服务机构走出资金困境的重要手段，无论何种形式的资助，其目的都是让社会组织更有能力提供有效服务。站在这个立场上看，如果要对当前公益资助的模式做出一个评价，我们认为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本土公益领域已经形成较为多元的资助方式，但并没有形成成熟的资助模式。所谓模式，是对某类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核心要素进行的总结概括，这些核心要素作为一个范式，能够为其他解决同类问题的行动提供指引。这意味着“模式”需要具有有效性、示范性和推广性。

而在这三个特性的背后，检验一个解决方案是否可以成为模式的更简单的方法就是看该方案是否具备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如果不稳定、不可持续，那就不能被称为有效，缺失了有效性，就不能被称为“模式”。而这两点———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恰恰是我们当前的公益资助的软肋。如果我们用这个视角去检视当下的公益资助，自然就会发现我们到底有没有成熟的模式。

当前公益领域的主要资助方式，按照资助目标划分，大致可分为以基金会等资源方为本位的项目资助和以社会服务机构等受助方为本位的核心资助。

1.项目资助

即资助具体服务项目，从严格意义来看，当下针对社会服务机构的项目资助并非真正意义的资助，而属于购买服务的性质。并且，目前大部分的项目资助，严谨一些说，连购买服务都称不上，因为真正的购买服务，供需双方均要遵循等价交换的市场原则，服务提供方按照购买方的要求提供服务产品，购买方按照市场价格支付费用，双方是自由契约关系，体现在购买社会组织公益服务项目领域，社会服务机构通过专业服务帮助资源方实现公益意愿，使资源方的资金投入产生公益价值。双方是受契约保护的平等的伙伴关系。

但目前很多的“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并非市场配置资源的主导方式，而是资源方单边配置资源的主导方式，其特点是只追求效率，鲜有公平，价值与价格严重失衡，简单说就是“钱少事多”。例如，某个服务需要100元的成本，但购买方只提供50元，且要求社会组织提供价值200元的服务。

项目资助的优点是简单透明，但其前提是一定要遵循市场配置资源的规则，否则这类资助方式会被扭曲为看着花里胡哨、实际上毫无专业含量可言，因为违背了价值规律，违背了项目规律，充斥着形式主义和寻租行为。它被用大量的路演、评审答辩、招投标、财务审计和书面审查等技术手段，层层包裹起来，以规避风险，最大化维护资源方利益，而项目质量、受助机构和服务对象利益则被置于他处，这不仅不利于公益生态的良性可持续发展，甚至与之背道而驰。令人唏嘘的是，即使这种项目资助，当前在公益领域也是稀缺的。

2.核心资助

此类资助方式是以促进受助方的可持续发展为本位的非限定性资助，即资助机构运营或骨干人员成本的“核心资助”。其目的是让受助机构将精力和资源从基本运营困局中解脱出来，聚焦机构核心使命，专注于一线专业服务。

这种资助模式在国际公益领域也是先进的。其原理非常简单，持有该理念的资助方认为，解决某个社会问题的最有效、最经济的办法，就是找到与该问题利益最相关、关系最紧密、行动最有效的草根组织，进而持续不断地资助对方，让其有能力和精力持续推动该问题的解决。大概在六七年前，这类资助方式开始在国内兴起，比如南都基金会的景行计划、爱佑基金会的益+伙伴、银杏基金会的银杏伙伴，但令人遗憾的是除了银杏伙伴还在维持外，其余的刚有点起色，就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造成公益资助当前这种困境的直接原因是缺钱，公益领域资源匮乏，缺钱是普遍状态，普遍的缺——不仅草根组织缺，基金会也缺，企业和政府能够用于公益组织的预算也少得可怜，尤其是这点有限的公益资源中，能够用于资助社会服务机构的比例更少得可怜。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公益理念、社会责任和行业责任的普遍缺位，这就是当下的公益资助的状况，要么没有钱资助，要么穷得只剩下了钱而不愿意资助。

(三)创新公益资助方式

我们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党和政府，有越来越成熟的市场，但为什么社会问题依然层出不穷?为什么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生活满意度却不如人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是社会组织发达的社会、服务供给多元的社会、公民意识和志愿精神主导的社会。因此，党中央在谋划现代社会治理格局中专门强调了“社会协同”，但社会怎么协同?根本的一个路径就是要有广泛的、多元的、健康的社会组织，使各方力量实现多渠道的社会参与。从这个角度来讲，培育社会组织并非公益领域的“私事”，而是社会治理的公事，是国计民生的大事，是各方必须担负的基本责任。因为如果没有健全的社会，无论是政府、市场还是个人，都将失去健康发展的保障。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回归到发展社会组织的初心上去看公益资助的问题。正是基于该使命，北京协作者在长期的实践思考基础上，提出了“公益1+1”资助行动的设想，希望创新公益资助方式，推动基金会等资源方和社会服务机构合作。

二 探索：“公益1+1”的工作模式

“公益1+1”资助行动秉持“相信伙伴的力量，相信协作的力量”的理念，遵循“一个前提，两个明确，两个不限，两个鼓励”的资助原则，充分整合政府的政策优势、支持性组织的平台优势、基金会的资源优势和社会服务机构的行动优势，携手服务困弱人群，构建政府提供政策指导、基金会提供资源支持、支持性组织提供专业支持、社会服务机构专注于服务行动的公益生态链，以实现打造资源共享、伙伴共生、价值共创的公益新生态的目标(见图1)。

(一)工作目标

“公益1+1”实现三个目标：一是让社会服务机构找到急需的资源，让社会资源找到优秀的项目，从而携手服务社区民生，尤其要服务公共服务难以覆盖而又缺乏商业服务支付能力的困弱人群；二是降低资助合作成本，提升资金使用效益，保障项目服务质量，支持社会服务机构可持续发展；三是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倡导资源共享、伙伴共生、价值共创的公益新生态。

(二)工作理念

相信伙伴的力量，相信协作的力量。

(三)合作方式

“公益1+1”是多方协同的资助方式，其中一个“1”是以基金会为代表的资源提供方，另一个“1”是扎根基层、服务民生的社会服务机构，“+”是链接起两个1的中间力量，一是以民政局为代表的业务主管部门、协助项目落地的镇街政府等部门，二是以北京协作者为代表的专业支持机构，重点为两个“1”提供政策、技术、情感和信息等支持，以降低合作与资助成本，提高项目服务质量。

(四)工作原则

“公益1+1”充分汲取了前文中描述的公益生态困境和公益资助困境的教训，围绕让社会组织更有能力提供有效服务的根本立场，提出了“一个前提，两个明确，两个不限，两个鼓励”的资助原则。

1.一个前提

即确保合理有效的资助前提。什么叫合理有效?简单说就是项目要符合基本的逻辑和规律，如果某个项目需要1万元钱的成本，那么项目预算就要符合成本要求；如果这个项目主要依靠专业社会工作者执行，那么项目资金就可以主要用于社会工作者的人力成本；如果项目目标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实现，那么就不能要求受助机构半年完成项目，等等。即让项目资助回归实事求是的生活逻辑，否则就不合理，不合理就谈不上有效。

2.两个明确

在确保合理有效的前提下，“公益1+1”一是明确资助方向，结合资源方的使命定位和社会服务需求确定项目资助的领域；二是明确服务对象，确保所资助的项目服务的是缺少资源的困弱人群。

3.两个不限

在“两个明确”基础上，“公益1+1”面向社会组织公开征集项目，确定项目设计可以“两个不限”———不限定服务方法、方式，不限定资金用途，从而将最大的专业自主性和资金灵活性让渡给在一线开展服务的社会服务机构。因为只有他们才最清楚什么服务方法更有效、资源用于哪里最合适。

4.两个鼓励

一是鼓励社会服务机构通过“公益1+1”的支持，在服务理念、方法和工具方面大胆探索，自主创新；二是鼓励社会服务机构借力“公益1+1”的支持，提高机构的项目管理、资源整合和团队建设的能力，以实现有效服务民生和组织可持续发展的共赢。

(五)工作流程

“公益1+1”秉持“一个前提，两个明确，两个不限，两个鼓励”的基本原则，面向社会发布资助项目，遴选优质服务伙伴的项目进行资助。北京协作者整合各方支持资源，开展项目支持性监测评估，保障项目服务质量，促进项目服务创新，推介项目服务成果。具体做法如下。

1.确定资助方向

结合基金会的愿景使命与社会服务需求，确定项目资助方向和服务对象，形成项目征集文案。

2.开展项目推介

(1)组织“公益1+1”论坛暨项目发布会。邀请政府、基金会、支持性组织和社会服务机构围绕资助方向进行研讨，明确各方在合作中的角色和任务，进一步丰富完善项目资助工作，同时通过论坛向社会广泛宣传动员。

(2)公开征集项目。向社会服务机构发布项目资助启事。

(3)项目咨询辅导。针对有意向申请资助的社会服务机构开展1对1咨询答疑，以及申报前的专题工作坊，一方面增强申报项目的针对性，另一方面提升社会服务机构的项目设计能力、需求回应能力和同伴协作能力。

3.征集遴选项目

针对社会服务机构递交的项目申请，组织项目评审会，以服务的紧迫性、创新性和影响/意义的广泛性等指标作为评价依据和标准，多种途径征集和遴选项目解决方案。

(1)项目初筛及尽调。包括：

①项目初筛。由支持性组织对征集的项目进行初筛。

②尽职调查。由支持性组织、基金会和专家组成尽调小组，对通过项目初筛的社会服务机构进行实地走访，了解机构的愿景使命，机构是否有意愿在项目资助领域进行深耕，以及发起人的背景、项目开展情况和机构工作人员情况。在初筛和尽调基础上确定立项评审名单。

(2)项目立项评审及项目方案完善辅导。包括：

①组织项目评审会。由支持性组织、基金会、业务主管部门和专家组成评审小组，其中专家以资深实务工作者为主，以服务的紧迫性、创新性和影响/意义的广泛性以及机构在该领域的服务可持续性等指标作为评价依据和标准，遴选相关领域的项目方案。

②结合立项评审中发现的难点和问题，对项目机构给予辅导，协助其完善资助项目方案。

(3)对入选的项目进行社会公示，结合公示情况确定资助项目名单。

4.支持性监测评估

(1)事前评估。对受资助的社会服务机构进行前测评估，了解受助机构在项目管理、专业服务和传播倡导等方面的能力水平，形成前测报告；结合报告有针对性地提供项目赋能支持。

(2)过程监测。由支持性组织整合专业支持资源，结合项目实施过程，开展参与式项目监测，并根据项目监测中发现的问题开展项目管理培训、同伴圆桌辅导会和公益导师个别化督导等支持，在保障项目质量的同时提升社会服务机构项目运作能力和组织可持续发展能力。

(3)事后评估。项目结束阶段对项目及受助机构进行后测评估，评估项目成效，了解机构的变化情况，形成后测报告，作为改进服务和推广成效的依据。

5.项目成果展示

项目结束后，由支持性组织联合资助方、受助机构及媒体，在业务主管部门的指导支持下，进行“公益1+1”项目成果展示和推介，一是学习交流，进行项目经验分享；二是激励先进，优秀项目入选政府购买优秀公益项目库；三是引领示范，倡导构建多方合作的公益新生态。

三 实践：三个“公益1+1”项目案例

自“公益1+1”启动以来，经过多轮洽谈，北京协作者成功对接了北京春苗慈善基金会、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万科公益基金会、北京泰康溢彩基金会和韩红慈善爱心公益基金会，并协调了北京市妇联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相继推出了“困境儿童抗疫关爱服务项目”、“北京社会组织参与垃圾分类试点资助项目”、“溢彩星光———社区老人关爱服务项目”(简称：溢彩星光)、“绿缘计划———北京社会组织可持续社区环境建设赋能项目”(简称：绿缘计划)、“记忆包裹阿尔茨海默症认知障碍群体服务项目”等多个“公益1+1”资助行动，整合资金895万元，资助了63家社会组织，服务范围覆盖北京和雄安新区等13个区域，服务对象涵盖失独及伤残家庭、失能失智及空巢等困境老人，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低收入家庭、独抚家庭，以及可持续社区环境建设，直接惠及124713人次。其中，溢彩星光和绿缘计划在一期资助项目结束后，继续追加资金开始了第二期合作。

(一)“公益1+1”的首次尝试——困境儿童抗疫关爱服务项目

1.项目发起背景

近年来，国家逐步提高保障水平，解决包括孤儿在内的困境儿童和留守儿童的基本生活、医疗、康复、教育、住房等问题。然而，我国儿童发展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基层儿童福利服务与保护体系专业不足以及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困境儿童家庭一方面面临经济收入减少、风险压力加大等问题；另一方面，困境儿童停学在家，教学环境、条件较同伴更为匮乏。北京协作者在抗疫行动需求调查中发现，疫情初期部分困境儿童家庭收入减少，家庭基本生活难以保障，儿童营养受影响；疫情中期，部分困境家庭受制于网络和设备匮乏，儿童无法正常上网课。

如何减轻疫情对困境家庭的负面影响，保障困境儿童的身心健康，避免教育中断，成为疫情下尤为重要的工作。但困境儿童的关爱仅靠一个社会组织的资源和能力已经不足以应对，需要多方力量和多种途径的解决方案，也需要更专业的服务支持。疫情期间，北京春苗慈善基金会(简称：春苗基金会)在抗疫救援中积极链接资源，投身抗疫救援服务。其中，呷哺呷哺集团向春苗基金会“抗击疫情，众志成城”项目捐款，积极支持抗疫，春苗基金会决定将这100万元资金用于关爱困境儿童。在此背景下，春苗基金会加入“公益1+1”资助行动，联合发起“公益1+1———困境儿童抗疫关爱服务项目”，面向全市社会服务机构征集困境儿童抗疫关爱服务解决方案，以期降低一系列应激情况对儿童产生的负面影响。

2.项目实施过程

2020年5月，在北京市社会组织管理中心的支持下，北京协作者与春苗基金会初步达成联合开展“公益1+1———困境儿童抗疫关爱服务项目”的合作意向。6月9日开展了“公益1+1———疫情下的困境儿童发展论坛暨公益1+1项目启动发布会”。经过双方对申报的86份项目书进行初审，最终筛选出17个项目进入复审。6月30日下午举办了在线评审会，对每个入围项目进行1对1答辩评审，最终选定11家组织进行资助。7月22日举办了“公益1+1———困境儿童抗疫关爱服务项目资助签约仪式暨项目管理培训活动”。9月举办了“社会组织如何利用线上做好服务”和“如何做好社会组织筹资工作”的专题培训会。12月4日举办了“公益1+1———困境儿童关爱服务项目中期辅导共创工作坊”。

在项目实施期间，项目工作组每月按计划收集受助机构的项目实施计划，根据受助机构的需求指导社会组织解决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2021年4月，开始启动项目结项工作。2021年5月，完成11家承接组织的项目结项报告收集。2021年6月10日，开展了“公益1+1———困境儿童抗疫关爱服务项目结项总结辅导会”，邀请东城区民政局原局长于秀清、北京协作者督导李真老师、春苗基金会副秘书长孙莹对11家承接组织的项目案例进行一对一点评，并形成了项目案例集。2021年7月，按计划开展项目结项成果展示会。

3.项目主要成效

(1)直接服务的成效。项目缓解了社会服务机构的生存困境，让困境儿童及其家庭获得切实帮助。截至2021年5月，资助的11家社会服务机构，服务直接受益人累计50353人次、间接受益人累计54130人次，开展个案服务97人次、小组活动196场次、小组活动服务7553人次，培训30场次，惠及2175人次，形成4本指导手册，通过自媒体宣传项目的文章达到50篇，录制视频88个、音频60个，为缓解疫情给困境儿童及其家庭带来的影响以及提升其疫情常态化防控时期的生活、学习、健康等条件提供了有力支持。

北京市大兴区众合社会工作事务所通过开展困境儿童助学服务活动、线上书香伴读活动，家长培训、分享和实践练习活动，心理疏导活动，发放防疫宣传和防疫物资等服务，帮助困境儿童及其家庭约800人次。北京市海淀睿搏社会工作事务所除了为困境儿童及其家庭提供防疫抗疫心理支持、社会交往与学习支持外，还对一名事实孤儿开展临时庇护工作，项目周期内共计服务149天，缓解了疫情期间困境儿童及其家庭的紧张情绪，使得困境儿童焦虑与心理压力状况有极大改善。该儿童经北京市民政局、马连洼街道、北京SOS儿童村以及相关机构的共同努力，顺利入住SOS儿童村，自此结束对该名儿童为期3年的临时庇护工作。

北京一个母亲心理健康服务中心通过项目的支持，以运营社群的方式为单亲母亲及孩子提供服务，一名服务对象在社群里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谢谢您们始终都在!义务地给予帮助!在我困难的日子里陪伴着我一路走来!”

(2)专业支持的成效。作为“公益1+1”第一个资助行动，项目以受资助机构最急需的资金支持为核心，开展综合性扶持，不仅帮助受资助机构缓解了疫情下的生存困境，并依托资助过程初步探索出资源支持与能力建设并重的赋能模式。

①项目征集阶段。公开进行招募，设计项目启动仪式，专门对资助内容进行在线发布与解答，支持社会组织更好地理解资助意图，结合组织特点参与项目申报。

②项目遴选阶段。引入专家导师力量，从文本初审到答辩复审，均从提升、改进角度，将意见反馈给申请组织，无论其最终是否入围，都支持组织了解项目可提升之处。

③项目签约阶段。针对入围情况初步确定资助的项目，提供项目方案的优化辅导，支持入围组织更清晰地厘清项目逻辑。

④支持性监测评估阶段。围绕受资助机构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提供陪伴式的指导，包括专题培训、圆桌辅导会、一对一辅导等支持性服务，促进受资助机构专业能力提升，同时注重发掘伙伴力量，开展同伴经验分享会，构建同伴支持网络，增强彼此信心。

⑤项目结项阶段。邀请专家、导师与社会组织一起梳理项目成效并形成案例，将能力建设融入项目评估总结，并通过项目成果展示会，提升社会组织品牌影响力。

北京一个母亲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反馈：“‘公益1+1’资助行动是一个促进公益生态的很好尝试，多方受益，促进社会服务机构的伙伴共生关系建设，并对弱小的但是具有潜力的社会组织赋能，使它们获得社会资源以开展项目，从而促进社会问题的系统性解决。”

北京市西城区常青藤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反馈：“‘公益1+1’一方面能组织伙伴机构之间互动，让各个组织分享优秀的实践经验；另一方面通过一对一指导，了解项目运行中的困难，并给予支持，发挥专业机构的作用，给了我们很大支持。”

(3)公益生态建设的成效。作为“公益1+1”的第一次尝试，项目意义不仅在于服务困境儿童，也在于探索一种多方协同的资助关系，为促进公益行业生态的良性发展起到引领示范的作用。项目在执行期内，获得《公益时报》《北京社区报》《人民政协报》等媒体报道31篇次，扩大了“公益1+1”的示范影响力。

北京市社会组织管理中心及其社会发展处、社会服务机构处、基金会处领导，市民政局儿童福利和保护处等领导以及资源方多次参与项目活动。市民政局儿童福利和保护处孙先礼处长认为：“‘公益1+1’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守住广大的困难群体，这对我们政府来说也解决了在困境儿童保护服务方面存在的不足问题。从这个角度上讲‘公益1+1’是一个多方共赢的好项目。社会组织的行动也再次提醒我们，作为政府部门应看到社会组织蕴含着巨大的积极性和公益力量，应该更好地把它们利用起来，这是对政府工作的有力补充。”

该项目也是春苗基金会第一次资助项目，通过参与“公益1+1”该基金会不仅积累了资助经验，而且提升了基金会的影响力，撬动了其他资源方提供资金，支持其继续对社会组织提供资助、开展困境儿童服务。

(二)溢彩星光——社区老人关爱服务项目

1.项目发起背景

家庭养老是我国老年人养老的传统和主流方式，截至2020年，我国2.64亿老年人中绝大多数选择居家和社区养老。家庭在社区中，社区养老服务是对家庭养老的重要社会支持，是整个养老服务体系(家庭养老、社区养老、养老机构养老)的重要基础。

社区为老服务体系建设不仅关系千家万户的生活质量，也关系社会稳定；回应老年人及其家庭照护者的个性化、多元化的需求，既需要政府的顶层设计，也需要培育发展大量的扎根社区、服务专业、机制灵活的非营利性为老服务组织。然而，目前面向社区助老的非营利性组织的生存环境，无论是政策设计、资源供给还是专业支持，均距离党和国家的要求以及百姓需求有很大差距。创新性地推动政府、公益慈善资源和社会专业力量参与社区为老服务组织的培育工作，使服务惠及缺乏支付能力的社区困境老人，切实在为老服务层面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尤为紧迫和关键。

泰康保险集团作为行业内的标杆养老企业，一直致力于通过其发起成立的北京泰康溢彩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泰康溢彩基金会)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通过支持养老机构进而助推机构养老事业的发展。2020年7月，北京协作者与泰康溢彩基金会就如何在社区推动养老服务发展、关爱服务那些没有能力获得机构高质量养老服务的老人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2021年3月，经过半年多的筹备，泰康溢彩基金会决定加入“公益1+1”，与北京协作者联合发起“溢彩星光———社区老人关爱服务项目”。“溢彩星光”寓意汇聚社会组织在各个社区助老服务的点点星光，让生命流光溢彩。项目由北京市社会组织管理中心、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提供指导支持，由泰康溢彩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出资100万元面向扎根社区开展助老服务的社会服务机构公开征集社区老人关爱服务项目方案。由北京协作者提供专业支持，组织项目评审、支持性监测评估和行动研究，一方面使社会服务机构能够更好地服务老人，另一方面推动建立伙伴共生的关系，推动社区助老社会组织的发展。

2.项目主要过程

2021年3月6日，溢彩星光征集启事正式对外发布；3月17日，项目组开展“公益1+1”之溢彩星光社区老人关爱服务项目启动发布会暨项目设计培训活动，10家助老服务机构代表现场参会，线上参加的人数超过1000人次。3月5~29日，面向在北京和雄安新区正式注册的社会服务机构进行项目征集，共回收有效项目申请书73份。5月11日举办了“‘公益1+1’之溢彩星光社区老人关爱服务项目”签约仪式暨圆桌交流会，12家社会服务机构获得资助，主要为失独及伤残、失能失智、老年囤积者、计生特殊家庭等困境老人提供公益服务，服务涉及认知症筛查及照护、安全教育、居家照护者赋能等多个方面。5月18日，项目组安排了线下项目实施方案辅导会，聘请东城区民政局原局长于秀清、民政部培训中心副教授李长文及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周晓春等三位专家担任公益导师，针对12家社会组织的项目实施计划做现场辅导。

2021年5月至2022年1月，项目组结合受助机构的需求，组织开展了8场专题培训，涵盖志愿者管理、品牌宣传、项目案例撰写等多个主题。7月至12月，项目组成员与公益导师对受资助的社会服务机构进行实地/线上监测，了解他们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难点和需求，从项目实施、专业服务及资源链接等角度给予切实可行的建议。2022年2月28日，12家组织向项目组提交结项材料。

3.项目主要成效

(1)直接服务的成效。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溢彩星光推动受资助的社会服务机构成为助老服务的重要力量，为服务对象提供多元化服务，满足服务对象需求。

项目期内，12家社会组织为北京市朝阳区、石景山区、海淀区、西城区等10个区域及雄安新区的失独及伤残、失能失智、认知症障碍及空巢等困境老人提供认知症筛查及照护、安全教育、居家照护者赋能、助老服务联合体队伍建设等服务，共计开展调研、入户、小组、社区活动740次，服务14365人次。项目得到服务对象、合作社区的肯定。北京然尔阅读公益发展中心的“‘喜阅银龄’老幼衔接社区阅读项目”得到了小区居民的认可，社区计划将该项目作为社区文化服务的示范；一位让社区倍感头疼的囤积症老人，经过北京载道社工事务所的“囤积症老人关爱项目”服务，不仅不囤积垃圾了，而且主动开始装饰屋子，和社会工作者一起到其他囤积症老人家里，带动他们改变。

(2)专业支持的成效。项目进一步完善了“公益1+1”资源支持与能力建设并重的赋能模式，全过程支持社会服务项目落地，全过程陪伴社会组织成长。

①多元的支持方式为社会组织赋能。项目组通过项目征集评审、项目撰写辅导与支持、项目专题培训、实地走访监测+圆桌交流会、电话及社群一对一咨询等方式提升社会组织专业能力，累计开展专业支持服务88次。一家社会服务机构的伙伴反馈：“之前或多或少也参与了社会组织很多课程的学习，但是这次参与‘公益1+1’溢彩星光项目，感觉真的太值了，不仅有资金的支持，也有专业的辅导，让我对项目的认识、专业的认识以及项目整体的逻辑架构都有了不一样的认知，每次在项目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我都会第一时间请教协作者的同事或者公益导师。”北京明慈社会组织能力建设促进中心反馈：“‘公益1+1’项目是一个非常好的形式，资助行动遵循严谨公正的流程管理，在保证民间性、公益性、开放性和原则性的前提下，利用社会各界资源和力量，以社助社，更好地回应社会问题。希望‘公益1+1’项目可以持续开展下去，为更多的社会服务机构多争取机会，赋能其服务社会。”

②优化资助模式，全方位回应社会组织需求。项目执行过程中，项目组成员现场观摩社会组织开展的活动，活动结束后就活动的亮点与不足进行交流反馈，帮助组织提升项目执行能力。北京协作者每次开展相关活动之后，都会进行评估总结，不断优化完善资助模式，同时将服务经验加以梳理总结，编辑形成“公益1+1”资助行动流程指引。泰康溢彩基金会除了资金支持外，还链接企业资源为社区老人提供“增值”服务，比如泰康拜博口腔医院的助老健康行，以及泰康之家认知症专家参与项目志愿服务并给社会组织赠送口罩等防疫物资。

③注重经验提炼，促进专业成长。12家社会组织在实施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项目服务经验，在项目结项期内总结提炼项目执行的相关流程和指引、注意事项等，包括专业反思、自我成长。项目组协助受助机构优化完善项目案例，汇总编辑形成项目成果案例集，供其他社会组织参考学习。

(3)公益生态建设的成效。创新社区助老服务，推广项目模式。溢彩星光自立项之初，就注重媒体宣传工作，希望将项目模式向社会推广。项目获得《公益时报》、凤凰网、《北京日报》、《中国养老周刊》、《中国老年报》等各类媒体宣传162次。

通过溢彩星光项目的实施，“公益1+1”的协同资助模式再次得到完善。专家评估认为，在项目合作模式方面，在北京市民政局相关政策支持的基础上，泰康溢彩基金会通过与北京协作者合作，探索在基金会、支持型社会组织、服务型社会组织(社会服务机构)三类社会组织之间开展合作，发挥不同组织各自优势，将助老场域从机构转移到了社区这一绝大多数老年人的生活空间，共同探索社区助老服务的社会支持网络(见图2)，大大拓宽了基金会的服务范围。“溢彩星光项目体现出的创新性，无论是对社会组织发展以及协同养老理论研究，还是对助老服务实践的推动都意义深远。”

泰康溢彩基金会将溢彩星光探索出的经验复制到武汉、四川阿坝等地，通过资助当地养老领域的社会组织，为各地老人开展形式多样的助老服务。

(三)绿缘计划——北京社会组织可持续社区环境建设赋能项目

1.项目发起背景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问题，可持续社区环境建设作为从社区层面推动居民改变生活方式、助力改善社区环境的行动策略，对于推动构建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积极的意义。而垃圾分类是可持续社区环境建设的构成部分，2020年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正式实施，标志着垃圾分类由倡导转化为法定义务。2020年7月，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推进工作指挥部召开专题推进会，会议指出，全市生活垃圾分类要抓住社区“主战场”，增强市民对垃圾分类的感触和认知；促进社会组织、行业商会等重要力量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带头落实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与垃圾减量工作实质上是社区治理的过程。而社会组织作为参与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在党和政府的指导下，可以在垃圾分类与垃圾减量工作实施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专业作用。尤其是服务民生为主的社会服务机构、社区社会组织，它们扎根社区，具有良好的在地社区动员、服务与组织优势。

然而，大部分在社区开展工作的社会服务机构的主要服务领域集中于儿童、老人、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等方面，对于可持续社区环境建设相关工作在专业性上有待提升，需要被赋能。同时，社会组织参与垃圾分类仅占政府采购服务预算当中的一小部分，而民政系统尚未启动有关的购买服务工作。尽管各区政府已经将年度财政预算向社会组织参与垃圾分类及减量等方向上倾斜，但有关社会组织在垃圾分类及减量方面的能力建设并未有所涉及。在基金会项目资助方面，针对可持续社区环境建设议题的资助往往局限于环保类组织，对范围更广的社会组织的资助还比较少。此外，受疫情影响，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的财政资金缩减，社会资金大批量涌入抗击疫情相关工作当中，基金会及企业等资助主体对于资助社会组织开展服务项目的有关预算也相应缩减；社会服务机构在资金来源方面受到较大冲击，部分社会服务机构难以为继。急需注入资金以支持扎根社区的社会服务机构渡过难关。

在此背景下，2020年12月，万科公益基金会加入“公益1+1”资助行动，与北京协作者联合启动“绿缘计划”，以支持社会服务机构开展垃圾分类与减量、环境教育、社区营造等多方面的社区环保工作，一方面进一步提升其参与可持续社区环境建设的专业能力，促进首都垃圾分类工作深化；另一方面通过协助社会组织提升垃圾分类与减量等可持续社区环境建设能力，撬动资源，拓展社会组织生存发展空间。

2.项目主要过程

绿缘计划包含了三大板块，分别是贯穿项目实施的行动研究工作、以资金支持为核心的资助工作及以赋能为核心的专业支持工作(见图3)。

2020年12月，绿缘计划启动项目的基线调研与需求评估，形成《北京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环保情况调研报告》。2021年2月举办在线报告发布会暨项目启动会，8.2万人次在线收看。2021年3月开办资助前的赋能工作坊，支持社会服务机构提前学习了解社区环保议题，协助参与的机构梳理项目逻辑。2021年4月1日至20日正式开展资助项目征集，共回收有效项目申报书63份。2021年4月21日至28日期间，经过项目初审、尽调与线下复审答辩，于5月1日公示拟资助名单一周。经过公示期和项目辅导，于2021年5月17日举办签约仪式，17家社会服务机构和4家社区社会组织最终成为绿缘计划资助伙伴。2021年5月下旬至2022年3月，在绿缘计划资助下，21家社会组织获得了165万元项目资金支持，开始在北京47个小区进行项目实施。

2021年5月至2022年3月，项目组结合绿缘计划受助机构的需求，克服疫情影响，开展包括项目实施方案辅导、专题培训、实地走访监测、圆桌辅导会、一对一咨询等各类专业支持服务活动95次，提升社会组织项目管理专业能力、社区环保服务能力等，以保障项目实施质量。其中，6月到12月，项目组与万科公益基金会进行实地走访监测17次，了解各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难点和需求，从项目管理、社会工作服务专业性提升、利益相关方合作等不同角度给予建议和指导。2022年3月7日到9日举办了为期两天半的结项评估会。

3.项目主要成效

(1)直接服务的成效。探索出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优势、培育在地社区居民志愿者队伍、多方联动共同推进首都垃圾源头分类与减量的服务模式。

项目覆盖北京市昌平、朝阳、大兴、东城、海淀、西城、通州7个区17个街道和地区的33个社区47个小区，开展多形式多主题的服务，包括垃圾分类志愿者队伍培育、空间改造、多方联席会议、垃圾分类打卡、堆肥讲座等超过610次，服务59993人次，直接受益38090人次；培育志愿者队伍47支；印发社区宣传资料超过8900份。制作宣传视频70个，开展自媒体宣传(发文413篇)，向社会组织、公众特别是项目落地社区居民传播项目理念、做法与成效，提升公众和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环保的意识和能力。《公益时报》、凤凰网、《北京日报》、新浪网、北青网等媒体对项目相关信息进行了78次媒体报道。

在北京协作者的支持下，21家社会组织发挥各自所长，基于优势视角充分挖掘和调动社区资源，促进了社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携手探索并创新出了一系列富有特色的服务方法和模式，推动社区治理的专业化和社会化。包括培育社区垃圾分类与减量志愿者队伍、联动专业园林志愿服务资源进行零废弃院落改造、发动居民改造建设老旧小区社区花园、学校社区家庭多方携手联动培育青少年环保意识营造社区环保文化、残障人士垃圾分类与减量支持、幼儿园与社区联动促进社区环保等多种接地气的活动。

(2)专业支持的成效。全流程的参与式赋能，让专业支持更有效。

绿缘计划的开展遵循“公益1+1”的资助理念，始终保持资助与赋能并行的思路，充分相信扎根一线的社会组织的智慧，陪伴他们一起成长。绿缘计划不仅提供资金，更透过严谨的项目管理流程，与可持续社区环境议题相关的赋能培训，保障各资助项目的质量，也激发受助机构的信心和面对困难的勇气。北京市美丽人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项目负责人宋斯文评价：“一份权威，一个方向，一项支持，从项目规范到内容细节再到总结反馈，一步步内容看似烦冗，实则背后的巨大工作量和成果成效都需要以最合适最恰当的形式得到展现，就协作者在整个项目执行中所带来的效果而言，一次次细致入微的提醒和指导，是警醒更是惊雷；更期待能在不断雕刻自身的过程中，不断探索，不断学习。”

万科公益基金会对于与北京协作者的合作给予充分肯定。负责绿缘计划的万科公益基金会项目经理林虹表示：“很佩服绿缘计划项目团队。协作者的强项是协调各方，他们不是做环保工作的，对议题可能不太了解，但很好地将万科基金会资助支持的北京在地环保领域的伙伴动员起来，一起参与这次赋能工作坊的支持。参与工作坊的社会组织的项目目标比参加前更加明确，设计的项目内容也更贴近利益相关方。社会服务机构在尝试各种各样的方法，未来总会有可能有更多的经验出来。”

(3)公益生态建设的成效。发挥公益1+1>2的资源配置效果，初步形成良性公益生态建设的路径。

作为国内专注以“可持续社区”为目标进行资助的万科公益基金会，加入“公益1+1”资助行动、启动“绿缘计划”的资助是一次新的尝试，在国家实施双碳目标战略的背景下，更凸显其价值。绿缘计划尝试探索环保资助的“破圈”，触达和支持更广泛的扎根在社区开展服务的社会组织参与到社区环保中。北京协作者在过去探索得到的很多经验，特别是支持性监测评估的经验，以及在社会工作领域多年的耕耘，对社会服务机构的生存处境的了解，这些优势转化为绿缘计划更有效的资助和支持。同时，北京协作者运营市级社会组织支持平台多年来在服务社会组织方面奠定的基础，使得其让社会组织与政府链接对话的桥梁作用得到保障，而北京市社会组织管理中心对“公益1+1”的重视和政策支持则无疑给了参与各方行动的方向和信心，这些优势的组合，让扎根在社区的社会组织获得了更大的空间和动力，在一线积极采取行动、提供服务、解决一个个实际问题、推动社会治理专业化发展，由此，真正实现了公益1+1>2的资源配置效果，也为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支持性组织提供专业支持、社会服务机构专注于行动的良性公益生态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继续开展“公益1+1”第二期资助外，2022年初，万科公益基金会还将绿缘计划模式复制到深圳，与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工作学院合作，资助深圳本地的社会工作机构开展社区环保。

四 反思：四个保障要素

“公益1+1”的工作逻辑非常简单，就是让公益资助回归到“合理有效”的生活逻辑，但为何这么常识性的逻辑在当下是稀缺的?如何保障“公益1+1”模式可以被有效复制推广?我们结合实践反思认为，“公益1+1”的成功除了理性的、可操作的工作模式外，还取决于基于信任与尊重的服务理念、基于多方联动的协作机制、基于支持性的监测评估和基于持之以恒的行动实践所构成的四个保障要素。

(一)基于信任与尊重的服务理念

理念是一个组织如何认识服务问题，如何看待服务对象，如何处理合作关系，如何选择服务策略的价值指引。“公益1+1”的成功首先取决于正确的工作理念。

1.将社会工作专业理念融入“公益1+1”

作为社会工作专业机构，北京协作者无论是在组织管理还是在项目服务上，均秉持“团结协作助人自助”的组织理念。北京协作者在长期的社会组织培育实践和调研中发现，社会组织除了普遍的技术、资金、信息、人才等显性需求之外，还有渴望被尊重和被承认的隐性需求，尤其是草根组织，其“素质低”“不规范”是相对于其他组织形态而建构的。发端于基层公众寻求自我服务和社会参与基础的草根组织，并不缺少发展的智慧和生存的能力，而是缺少信任、平等、开放的发展环境。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作为“公益1+1”的发起方，北京协作者将“团结协作助人自助”的理念融入项目，确立了“公益1+1”“相信伙伴的力量，相信协作的力量”的资助理念。一方面秉持“相信协作的力量”的理念，团结政府、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和专家等各方力量，形成协作合力；另一方面秉持“相信伙伴的力量”的理念，坚信每个肩负使命的社会组织皆有美好的愿景与行动的智慧，将受助的社会服务机构视为伙伴，给予尊重和信任，确立了“一个前提，两个明确，两个不限，两个鼓励”的资助原则，将自主空间最大化地交给一线机构。

2.寻找具有共同信念的合作伙伴

早在2018年，北京协作者就提出了“公益1+1”的设想，在这个过程中遇到很多周折，总结的经验之一是，资助不仅是钱的问题，更关乎对公益发展路径的选择问题，因此，找到志同道合的资源方是为关键。“公益1+1”选择合作基金会的标准是：不只是为了基金会自身发展，还能够具备草根组织视角，以推动公益行业发展为己任，这样的伙伴才是更重要的。

作为第一个加入“公益1+1”的基金会，春苗基金会之前并不做资助，且本身也面临着包括资金在内的各种挑战，但当了解到疫情下的北京社会组织面临着资金不能及时到位、服务难以开展等困难的时候，春苗基金会与北京协作者沟通之后迅速地组建工作组并开始落实项目工作。基金会秘书长崔澜馨表示，春苗基金会从初创到服务模式探索再到不断优化升级，经历了草根组织初创期每一个瓶颈阶段。经过多年的发展，春苗团队认识到公益生态建设的重要性。春苗人一直希望可以有机会去帮助行业里的伙伴共同成长，积极地寻找资源，让更多有情怀的优秀社会组织摆脱生存危机、服务更多的需求人群。

作为企业基金会的泰康溢彩基金会，一方面，“助老”是其关注的首要领域，“公益1+1”溢彩星光项目的宗旨目标与基金会的宗旨目标高度吻合，因此基金会秘书长赵力文在与北京协作者第一次交流时即达成了高度共识；另一方面，基金会发起人陈东升先生要求基金会“要目标纯正，专业创新，探寻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之道，帮助更多人享有健康、幸福的生活”。因此，“公益1+1”试图突破阻隔基金会与社会服务机构的藩篱，共筑健康、良性公益生态的公益理念，成为两者开展合作的价值基础。“你们有在一线的优势，更了解社区养老的方方面面，可以发挥创新的力量”，在溢彩星光项目启动会上，基金会理事长应惟伟向入选的社会服务机构表示：“基金会会尽我们的努力，筹集更多的善款，用创新的力量推动社区养老，同时提高资金运作的效率。就像农业的滴灌，用的水很少但能发挥更大的效益。”

万科公益基金会以建设“可持续社区”为战略目标，在社区环保领域已经深耕多年。万科公益基金会陈一梅秘书长在绿缘计划项目启动会上表示，“万科公益基金会有一个重要的理念叫‘建设公益强生态’，第一个特点是多元，涵盖了垃圾分类与社区治理链条上多个利益相关方，尤其是社会力量；第二个特点是互动，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展开合作，相互学习；第三个特点是生长，对社区、城域、城市甚至是国家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力。‘公益1+1’绿缘计划将为可持续社区环境建设增加新的生长力量”。而在万科公益基金会参与“公益1+1”的工作团队中，秘书长陈一梅、项目总监刘源和项目经理林虹都有着丰富的国际机构工作经验，具有极为专业的公益素养，在合作的每个环节都会站在推动公益生态建设的立场上思考，并给予合作伙伴极大的信任和支持，这和“公益1+1”的工作理念不谋而合。受疫情影响，项目出现延缓及有些内容无法开展时，无论是项目申请延期，还是项目变更执行方式及内容，只要是基于实际情况及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最大化地考虑有助于项目目标实现的，万科公益基金会的资助机制都能给予支持。

正是基于共同信念的信任和尊重，“公益1+1”在疫情最复杂的两年中，面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有能力应对各种挑战，“合理有效”地支持受资助机构的工作。

(二)基于多方联动的协作机制

“公益1+1”是多方联动的协作资助方式，需要项目组作为链接各方的中间支持力量，探索出适合的联动方式，实现公益1+1>2的合作效应。这其中，最关键的是构建起“政社协作”和“五社联动”两个机制。

1.构建政社协作机制

政府和支持性社会组织在“公益1+1”中扮演着“+”的角色，是链接起两个“1”的中间力量。北京协作者作为承接市民政局委托的市级社会组织支持平台的运营方，在联动政府部门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是“边界清晰”，即政府和社会组织各自回归到自己的属性，依法定位，职能分开，才有可能建立良性的联动关系。

二是“优势互补”，即发挥政府的行政优势，在“公益1+1”中起到政策指导的作用，为资助行动做好背书和监督，降低合作成本，提高公信力；发挥支持性组织的专业优势，在“公益1+1”中起到专业支持的作用，提高合作效率，保障资助质量。

三是“多元互动”，即建立参与项目规划、重大节点邀请、阶段性工作简报等多元化的沟通互动。

四是“促进服务”，即围绕“公益1+1”支持社会组织有效服务社会的核心目标，开展联动。在“公益1+1”每个关键节点，包括市社会组织管理中心许伟书记、温育梁主任、高学东副主任、庞庆涛副主任以及市民政局相关业务处室处长在内的各级领导，几乎都会给予指导和支持，正是基于该目标共识。

2.构建五社联动机制

2021年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完善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激励政策，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的联动机制”。而“公益1+1”正是通过创新“五社联动”机制，构建多方资源共享、伙伴共生、价值共创的公益新生态。

一是以社区为服务平台，鼓励和协助社会组织将服务落地社区，针对社区助老服务、儿童保护、垃圾分类等民生需求开展服务。

二是以社会组织为组织载体，引领社区、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区志愿者参与社区服务。

三是以社会慈善资源为支持动力，通过基金会的资金支持和支持性组织的专业支持，推动各方力量为社区提供专业服务。

四是以社区志愿者为重要力量，一方面“公益1+1”发挥社区志愿者的主观能动性，以及结合他们自身的优势和资源，参与项目服务；另一方面，“公益1+1”也成为促进社区居民参与志愿服务、培育社区志愿者队伍的重要载体。

五是以社会工作为专业支撑，发挥社会工作整合社会资源、促进社会团结、促进社区参与的专业优势，重点推动社区内外部各类组织之间、各个利益群体之间、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良性互动，通过“公益1+1”引进基金会等社会慈善资源，以社区为服务平台、以社会组织为组织载体、以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为专业支撑，培育社区志愿者和社区社会组织，优化配置多方资源，构建促进多方参与的“五社联动”机制。

(三)基于支持性的监测评估

“公益1+1”的主要特点是赋能，综合多元手法，形成了从资金到技术，从方法到信心，资源支持与能力建设并重的赋能模式，全过程支持社会服务项目落地，全过程陪伴社会组织成长。其中，尤以支持性监测评估为重。

监测评估是项目管理的主要方法。在传统的公益项目监测评估中，以问责取向为主，其特点是带着问题视角审视项目，其方法是单向的、教条的，注重书面证据，通过大量的资料审查和财务审计规避风险，需要受助机构投入很多的精力去维护这套书面材料系统。

支持性监测评估是北京协作者多年来在专业支持实践中探索出来的以参与项目实践为载体，以服务民生和能力提升为导向，以多元化专业能力建设手法为保障的成长取向的评估模式①。2010年，北京市民政局委托北京协作者协助启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工作，协助北京市民政局设计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标准和评价体系，北京协作者提出了“支持性监测评估”的概念，即将项目管理的过程作为政府、社会组织和社区共同实践学习、相互支持的过程，通过监测评估协助社会组织及时识别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进而有针对性地给予专业支持，在保障项目质量的同时，促进社会组织的能力提升。截至2020年，北京协作者受北京市民政局、北京市妇联、首都慈善联合会、东城区社工委、东城区妇联等部门以及多家基金会委托，累计对超过300个项目开展了支持性监测评估工作。

北京协作者将支持性监测评估应用于“公益1+1”，重点在于“支持”，而非传统意义的“监管”，亦非简单的“评估”。其特色如下。

一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通过集中式培训+圆桌辅导+小组督导+个别化督导+实地监测+评审评估相结合的方式，针对社会组织在项目管理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适时地提供支持，起到早期预警和专业支持的双重作用。

二是通过第三方的监测工作为社会组织搭建同伴学习平台，注重鼓励受资助的社会组织相互学习，通过资源共享和服务联动，建立同伴互助关系，形成合力，共同发展。

三是突破传统项目评估只注重结果评估的局限，将过程性监测评估与能力建设嵌入服务项目实施全过程，并通过工具支持和技术支持协助社会组织构建内部项目监测评估机制，形成“自我监测+外部监督”的模式，保障项目活动的实施及资金的规范使用。如同北京市海淀睿搏社会工作事务所感受的：“‘公益1+1’项目的资助方和支持方不是一起的，在执行过程中有帮助的，支持是支持，监管是监管。项目整体比政购(项目)更严谨，执行过程中交的材料都是必要的，写干了什么就可以，放的都是‘干货’，不用为了写而写。支持方能够参与到项目中，更懂组织。资助方和支持方到机构访点，不是来查档案，而是像串门一样，一起聊机构的情况和服务对象的情况，感觉很好。在这个项目中经常听到伙伴关系，感觉资助方和支持方都是把我们当作伙伴。”

(四)基于持之以恒的行动实践

“长期主义”正在从商业投资领域蔓延到公益领域，成为业内的热词，由此折射出急功近利的短期投机心理浸染已久。事实上，无论是社区助老服务、困境儿童保护、可持续社区环境建设，还是发展社会组织本身，都需要人类长期的实践探索，这也是社会组织“寻求另一种可能”的存在价值。正是基于这个“合理有效”的常识，“公益1+1”与合作伙伴达成了持续资助的共识，持之以恒地行动实践，并有勇气面对各种挫折和试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