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柴宝勇教授进行的《从“无接触”到“零距离”，国家治理大有可为》研究，研究成果于《人民论坛》2020年6月下期发表。
作者简介：
柴宝勇：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执行院长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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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无接触经济以“非接触服务”和“信息化经济”的形式存在于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无接触经济展现了以人为本的赋能补充作用，带来了新劳动生产率增长，并显著降低了交易成本。然而，无接触经济仅仅是工具，依靠中国国家治理的优势要使其完成从“工具”向“目标”的转变，就要实现一种“零距离生活”的未来图景。从“无接触”到“零距离”，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而言，坚持党的领导、多元治理、依法治国这三个因素非常重要。
【关键词】无接触经济 零距离生活 国家治理
现代社会风险总是“危”与“机”相伴，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全体国民宅家抗疫的同时，经济形态和生活模式也悄然发生了一些改变，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全国各地涌现了一大波无接触经济的经济新形态：从“Bank4.0”到“无接触配送”，从“云办公”到“云课堂”，等等。无接触经济本身并非一种新型的经济形式，应该说，它只是“数字经济”的一种表现形式。随着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服务业供给侧数字化能力的大幅提升，加上疫情对企业的倒逼和全社会对疫情防控期间“少出门、少集聚”的防护原则，“非接触”就与“数字经济”完美地结合起来，并在传统经济行为方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以一种基础设施的姿态呈现出来。
无接触经济作为一种数字经济，其本质是技术对于传统经济交易成本和信息的内生化；或者说，是通过技术手段来优化传统的经济环节。因此，作为一种“向前看”的经济形式，它天然具有了标准化要求更高、智能化程度更高和多元化程度更高三个特点。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中，数字技术的潜能被激发出来，商业模式和社会治理方式甚至是国家治理模式都受到了“无接触”这一特点的影响。
无接触经济带给国家治理的思考
尽管无接触经济有着赋能补充、互补“人与机器”关系的作用，并能够带来新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可能，以及显著地降低了实体经济的交易成本。但无接触经济本身也仅仅是一个工具，是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过程中所采取的手段之一，其兴起必然带来不可忽视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一是以分配为核心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从人与机器关系的角度看来，劳动力往往处于弱势的一方。在大大小小多次工业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中，尽管技术进步在宏观上降低了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完成了“赋能”，但相应的，劳动力所获得的劳动报酬并未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同步，由此带来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至今还有影响。
此外，以数字经济为本质的无接触经济将会不可避免地带来部分服务业生产效率的提升，甚至是部分贸易化。而这与基础行业的主动有限供给和部分第三产业的客观无限需求以及消费端非理性的、负外部性的内卷化行为一起，将更加使得收入分配趋于极端。那么，中国国家治理如何在新经济条件和模式下处理效率与公平问题，在技术进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以公共政策的合理关切来使“在保证效率的前提下确保公平”得以实现，则是一个具有多方面意义的治理命题。
二是以公民隐私保护为内容的权利问题。由于无接触经济减少或内生化交易成本的本质是减少信息差，那么势必要建设一个无接触服务基础设施和支撑平台。在宏观上，这个平台表现为多方信息的汇聚和处理。而现状是众多掌握核心技术的互联网公司或集团，垄断控制着这些海量私人信息。因此，带有公共性质的个人信息为互联网寡头所掌握，势必导致网络安全边界逐渐模糊，受网络攻击面大为增加，那么安全挑战就成为无接触经济发展的掣肘性因素。
那么，中国国家治理又将如何在保证无接触经济能够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下合理地关切个人隐私保护问题，在信息发挥便民、利民作用过程中确保公民个人信息隐私不被用于非正当途径，这是无接触经济真正发挥作用，迈向以科技为依托的“智慧时代”的关键。
三是以劳动为中心的社会治理问题。同第一个问题相一致，在“机器赋能人”的条件下，以新样态表现出来的新型劳动形式如何去认定，新的劳动又如何在无接触经济的背景下得到法律有效的保障。这些问题都将是以技术为依托的新经济形式所必然带来的、与劳动直接相关的问题，新的劳动形式与新的劳动保障形式，必须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得到承认。此外，还应该注意打着“赋能”之名行“剥削”之实的严重影响市场秩序、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
国家治理大有可为：从“无接触”的经济形态到“零距离生活”
“零距离生活”指的是在无接触经济的背景下，结合中国国家治理的适当公共政策，营造出“宜居”“易居”“乐居”的人民生活图景。那么，要发挥无接触经济的优势，使得无接触经济能够现实地转变为“零距离生活”，就要求无接触经济的导向不是资本的，而是人民的；不是营利的，而是互利的；不是零和的，而是多元的。因而，这可以视作无接触经济实施的一项根本原则。中国国家治理必须围绕该原则制定适宜而有效的公共政策，并以党政体制的运行模式加以实现。
为此，公共政策必须更加关注上述三个问题，实现无接触经济以人民为中心，在“零距离生活”中，既省心还放心；并使劳动者享受地劳动，创造一个更加和谐、更具一体性的信息化社会。值得一提的是，诞生于2012年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则与此内核紧密相连。该目标包含17个一系列新的发展目标，旨在千年发展目标到期之后继续指导2015—2030年的全球发展工作。其中，第9个目标与第11个目标与无接触经济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可持续发展的第9个目标是指，建造有适应能力的基础设施、促进具有包容性的可持续工业化，推动创新。同时，与该内核相一致的是，无接触经济的推广，必然要求全国范围内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上一个新的台阶，这是提高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让我国在长远发展战略的供给能力上有智能基地，有人才基础，有创新基地的必由之路。那么，将无接触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第9个目标相结合，就是实现“零距离生活”的基础。
首先，新的基础设施建设方向必须是技术导向和智能导向的。5G、人工智能及其上游的基础产业是宏观意义上的基础设施基石，而微观意义上的新的基础设施建设必然离不开全国范围内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智能化和数据化。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主要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用，建设充电桩，推广新能源汽车，激发新消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
其次，新的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聚焦于在本次疫情中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如公共卫生设施、医院内部的设备和安全设施、全国的公共卫生网络建设及相关配套教育基础设施等。同时，在此基础之上，必须将智能化、信息化的基础设施与功能性的基础设施相结合。在这一点上，完善与我国垂直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相关的部分应该作为突破口。
可持续发展的第11个目标是指，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的可持续城市和人类社区。城市治理、社区治理一直都是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命题，那么使得无接触经济与二者相联系，则是中国国家治理深入贯彻的前提和关键。如何在城市和社区的意义上，围绕点、线、网三个维度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无接触经济，是“零距离生活”的现实导向。只有智能化、信息化的基础设施建设真正入村入社区，能够以社区和城市为单位进行“经济块”的划分，无接触经济才真正实现其价值。
在无接触经济的国家治理中体现由优势到效能的转换
在中国国家治理中，要实现从无接触经济这个工具向“零距离生活”图景的转化，其现实进路仍在于党政体制的有效运行和公共政策的制定、选择与执行。那么，从宏观而言，这个过程就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根本原则，离不开党领导下治理所实现的多元共治，离不开党领导下的全面依法治国。
首先，作为原则和制度的党的领导。做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理解了中国共产党，也就理解了中国政治运转的内在机理，理解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奥秘。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现实的需要来看，还是从理论的角度、未来的发展考量，我们都要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核心政治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从本质上来讲就是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坚持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从未来发展而言，就是坚持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党的领导不仅是一种政治原则，更是一种政治制度和行动策略。党的领导是实现无接触经济人民性的根本保证，是中国国家治理过程中人民取向的组织根源。在政治实践中，党的领导也必须与时俱进，注意到无接触经济的特性，探索建立一种“扬其长抑其短”的领导制度，使其行驶在正确的航向上，为民所用，而非损民之利。
其次，作为方式和方法的多元共治。在党的领导下，如何实现多主体、多角度的无接触经济，如何让无接触经济更好地发挥作用，这些问题都需要行政主体转向一个更具开放性的治理结构。在此结构中，能够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新形式，将优质的公共服务和“无接触服务”引进社会治理领域，并加大“无接触服务”的推广力度，形成全方位的治理体系。
此外，还需以多元共治的理念制定无接触经济的相关标准。政府有关部门与平台企业、行业协会、代表性企业等共同制定外卖、快递、远程服务等行业无接触服务标准和规范。与此同时，加强与互联网平台的协同共治，将标准落到实处。在此过程中，政府应主导完善数字经济的相关政策和法规，规范企业在数字经济转型中的行为，使得无接触经济背后的经济逻辑和行为现实无懈可击。
最后，作为保障和遵循的依法治国。在无接触经济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中，很大一部分问题来自于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无论是劳动者权益的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的保障，还是公平与效率问题的处理，都离不开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制。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已经出台的新历史阶段下，为了保障“零距离生活”，全社会必须加快建立由“法律法规监管—市场主体自我规范—技术结构制约”组成的三层保障体系，使得无接触经济能够协调有序发展。在此过程中，应加快开展针对多领域利用数字化手段开展业务的网络安全监管，加快制定、完善和细化相关法律法规，运用综合治理手段加强行业监管；针对企业自身，应鼓励市场主体间建立起良好的互通安全管理体系，严防网络安全问题和风险，在网络安全策略和制度体系上狠抓落实；在技术层面，应建立从物理层到信息层的层层安全保障措施，并严格限制个人信息的非制度化流通。
总之，从“无接触”到“零距离”，中国国家治理体现了结构和制度的总体优势，但也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在方向上，党的领导与作为工具的无接触经济有机结合的方式、方法和路径还有待更加科学地探索；在方法上，多元共治的具体途径还有待市场和社会力量更加主动地摸索；在保障上，对新社会现象以及法律法规的规制和保护还有待更加严格地求索。因此，在这一机会和挑战并存的历史进程中，只有在全方位角度将制度的因素作用于现实工具上，无接触经济这一工具才能既在发挥效率取向作用的同时更加关注人民性、社会性、大众性，才能更加注意安全性、普遍性和适用性，才能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而现实的历史潮流中迸发出应有的中国力量、中国智慧和中国气度。在一个个现实治理问题中展现制度优势，激发治理效能的同时，真正将二者相结合，形成有系统、有优势、有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培养有技术、有科学、有绩效的国家治理能力。
当然，制度的优势要转化为治理的实际效能，相关的制度文化、行动者的素质等也非常重要。无接触经济可能会带来“高度个体化”“深度个性化”的文化环境和氛围。“无接触经济”管理的相关制度文化以及执行者、参与者等的文化观念的相互适应与提高也并非一日之功，需要在这方面不断探索，久久为功，持续发力。唯有如此，无接触经济才能在走向“零距离生活”的道路上与中国国家治理的完善同步；同时，“零距离生活”的内涵、特征和未来趋向也还要依靠这一过程不断丰富。
文章来源：人民论坛杂志及人民论坛网，2020年6月下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