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篇：社区基金会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本土探索与实践——以深圳F社区基金会为例
余令：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工作学院执行院长、高级社工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组织、社会治理、社会工作；
刘怡萍：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工作学院研究员、中级社工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益慈善、社会治理。
摘要：自2008年我国首家社区基金会在深圳成立以来，社区基金会作为一种新型的地域型基金会逐渐受到各界关注，并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成都、武汉等多地陆续开展本土实践与探索。就资金体量而言，社区基金会在慈善公益基金中占比小，但作为基金会中较为特殊的一种社会组织形态，其着力于社区发展和社区治理，能够成为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有效力量。本文试以深圳市F社区基金会为实践案例，分析社区基金会有效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功能和角色，从外在环境和内在动力两个层面分析社区基金会在本土发展中存在的困境与挑战，并从党建引领、政府支持、法治保障、社会共建、组织自强五个方面，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动社区基金会健康良性发展的思考及建议。
关键词：社区基金会；社会治理；基层治理；社会组织
社区基金会是社区的单位或个人为了解决本辖区公共问题而成立的地域型基金，其强调运用本土资源、赋能本土人才、解决本土问题的“三本”原则。
不同于传统的地域型基金会（如各地的慈善会），社区基金会不仅聚焦于助困济弱，更关注社区发展性议题；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基金会，社区基金会更为关注社区全面且整体性的发展，并不只关注儿童、老年人、环境等社区发展的某一领域。在资金来源和服务对象两个维度更加凸显本地化。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完善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激励政策，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的联动机制，支持建立乡镇（街道）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机制和设立社区基金会等协作载体”，进一步明确了社区基金会作为“五社联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基层治理中的角色与功能。
一、基层社会治理中社区基金会的发展脉络与特征
1914年，全球首家社区基金会在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诞生。2008年，桃源居集团捐赠1亿元创办“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被民政部主持编撰的“中国社会组织教材丛书”称为“中国首家社区基金会”；2009年，一批高校学者牵头按照国际标准在广州发起成立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聚焦珠三角地区的社区发展。这两家社区基金会的成立被视为社区基金会在我国发展的开端。根据基金会中心网公布的数据，截至2023年3月31日，全国共有289家处于正常状态的社区基金会。虽然社区基金会在我国基金会占比不足4%，属于基金会中的少数群体，但社区基金会的关注度和热度近年来一直居高不下。总体来说，社区基金会在我国的发展呈现以下特征。
（一）政策推动：社会治理的政策导向为社区基金会的发展提供了制度化土壤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推进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深度转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强调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关注基层治理及社区发展。社会治理以共建为基础、以共治为关键、以共享为目的，注重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打造，与社区基金会强调“本地资源、本地利益相关者、本地解决方案”的三个要点相契合。尤其在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指出要“鼓励通过慈善捐赠、设立社区基金会等方式，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城乡社区治理领域”。这是社区基金会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国家文件中，随后社区基金会也陆续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等文件中出现，这一系列社会治理的相关政策和导向为社区基金会的发展提供了制度化土壤和空间。
（二）地方实践：以政府主导成立为主，经济发达城市试点先行，多点跟进推动
2013年，上海第一家具有公募资格的社区基金会———洋泾社区公益基金会成立，意味着我国社区基金会的发展开始从民间探索进入政府推动的阶段。深圳、上海、南京等经济发展先行之地，率先启动了以制度化推进社区基金会发展的一系列行动。2014年3月，深圳市民政局出台《深圳市社区基金会培育发展工作暂行办法》，将社区基金会注册门槛下降到100万元，并在光明新区启动试点；2015年1月，上海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及配套的6个文件，明确提出鼓励成立社区基金会；2015年6月，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社会团体管理局联合发布《上海市社区基金会建设指引（试行）》，对社区基金会的建设提供了多方面的指引。2015年6月，南京市民政局发布《关于推动南京市社区型基金（会）发展的实施方案（试行）》；2017年，《成都市社区发展治理“五大行动”三年计划》也明确提出支持成立社区基金会和发展社区微基金，并于2018年成立首家社区基金会———武侯社区基金会。
从时间分布来看，2014～2018年，我国社区基金会数量出现井喷式增长，超过七成社区基金会成立于这个时期。因此，2014年也被称为“社区基金会的元年”。2018年以后，社区基金会的成立逐渐趋于理性，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等文件出台后，个别地区又掀起了一股热潮，如2022年仅浙江省便成立了55家社区基金会。
由于社区基金会注册门槛高、运营能力要求较高等，更为灵活和低门槛的社区（微）基金更加受到追捧。从空间分布来看，先行试点社区基金会的基本都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这也使得我国社区基金会的发展存在分布不均衡的特征，长三角和珠三角最多，京津冀和西南地区次之。其中，浙江省、上海市、广东省、江苏省和四川省的社区基金会数量最多。仅浙江省、上海市两地的社区基金会就占全国社区基金会总量的69.6%。上海市的基金会中，社区基金会占比达到13%，在全国各省区市中社区基金会占比最高。
（三）资金特性：单个组织的慈善资金总量整体偏小，但资金活性表现较强
基金会中心网发布的一篇文章《数说基金会|全国有多少家社区基金会？》显示，从注册资金来看，我国接近80%社区基金会的注册资金不超过200万元，基本只达非公募基金会的注册门槛标准，千万级社区基金会数量极少。从2021年各社区基金会的年报中得知，已有188家社区基金会公开了2021年末净资产，平均值为425.7万元，其中最高为深圳市罗湖向西社区基金会，超过6000万元；有178家社区基金会公开了2021年捐赠收入，平均值为102.4万元；有155家社区基金会公开了2021年公益事业支出，平均值为118.1万元。捐赠收入和公益支出最高均为广东省德胜社区慈善基金会，分别为超3500万元和超2680万元。整体来看，社区基金会的资金总量整体偏小，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慈善法》等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能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这对基金会的可持续运营和发展提出了较大的挑战。
虽然基金会的资金总量整体偏小，对基金会的发展有一定限制，但从各社区基金会的章程来看，社区基金会的公益支出一般由理事会表决（个别基金会增设捐赠人代表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超过2/3的到会理事表决通过后，秘书处即可按照章程规定使用和支付，在资金使用上较为灵活，能够快速地回应社区的灵活性需求。以深圳市光明社区基金会为例，基金会日常办公和联系活动费用及基金募集成本开支，一次1万元以内的由秘书长批准，1万～2万元的由理事长批准，2万元以上的由理事会会议批准。相对简易且科学的流程，使得基金会的资金使用相比其他政府公共服务资金等更为便捷。
（四）服务领域：紧紧围绕基层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是潜在的治理好帮手
从社区基金会成立登记的业务范围来看，社区基金会的业务包括社区治理和社区发展的方方面面，如救急救难、困难帮扶、弱势群体服务、社区公共设施提升、社区文化教育、促进邻里和谐关系、志愿服务发展等，符合基层社会治理方方面面的需求。而从实际运营角度来看，大多数社区基金会也根据社区实际需求和问题，实施着相应的公益项目。以深圳市坪山社区基金会为例，每年开展大病救助、“荣耀坪山·新锐奖学金”、“幸福长者嘉年华”等慈善活动等，关怀社区一老一少和大病困弱群体，有效地协助社区党委解决了救急救难等问题，并举办“社区基金杯”男子篮球赛，为17个社区交流互动搭建平台，增进邻里情；广州市法泽社区公益基金会则侧重流动儿童领域，致力于推广“神奇亲子园”项目，通过建立流动儿童早期发展中心和开展家长课堂、家长互助小组等行动来回应流动人口最迫切需求的子女早期教育问题，以期能够减少阶层的贫困代际传递，让每个流动儿童都得到更好的发展。从这些案例可以明显看到，社区基金会自带资源，用公益的方式解决社区问题，是社区党委开展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潜在好帮手。
二、深圳某社区基金会的实践案例
对社区基金会的概念及其特征有了基础了解后，本文将以我国最早发展社区基金会的城市之一——深圳为范围，挑选其中一个社区基金会典型案例进行剖析，观察其是如何具体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中，并如何发挥效用的。
我国较早探索开办社区基金会的地区之一就是深圳，2014年，深圳市民政局创新性地出台《深圳市社区基金会培育发展工作暂行办法》，开启了我国社区基金会制度化先河的探索。截至2022年7月13日，深圳已陆续成立31个社区基金会及众多社区冠名基金。深圳社区基金会在实践探索过程中，涌现出多个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明星社区基金会，如由89个居民每人捐资1000元发起的南山区S社区基金（会）、一场慈善晚宴就能筹集超千万元的坪山区P社区基金会、在重大滑坡事故后涅槃重生的光明区F社区基金会等。其中，F社区基金会所在的社区位于深圳市城郊，是一个在短短十年间经历了重大社区事故、整村搬迁、临时安置、陆续回迁等巨变的社区。F社区基金会在当地党委、政府、社会组织、企业、乡贤等的共同支持下，于2014年筹集原始资金500万元成立，成为深圳第一批正式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区基金会。
笔者近10年的跟踪研究发现，F社区基金会的公益轨迹与社区发展几乎同频共振，自诞生之日起便不同程度、不同角色地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的多个方面。10年来，该基金会累计再筹资1046万元，共资助33个本土公益项目（含延续项目），涵盖大病救助、儿童发展、文化传承、志愿服务、就业创业等领域，成为F社区治理的有力引擎，获得当地党委政府和居民群众的广泛好评，并多次荣获民政部、省、市、区等奖项和荣誉。为更好地剖析该社区基金会的成长机理，笔者将其发展历程分为初创期、蜕变期、震荡期、平台期四个阶段。
1.初创期（2014～2015年）：公益初心推动，精准回应社区急难愁盼“微”需求
2014年成立之初，对于社区基金会这一全国仍属新鲜的事物，无论是理事会还是秘书处，都还不知道怎样运营好一个基金会。但基金会的公益初心和组织使命驱动着发起人等社区骨干敏锐地了解并对接社区需求，急民之所忧，解民之所盼。社区基金会以村民最关注的儿童成长发展和公共文体需求为切入点，协调村社康中心空余的免费场地将其打造为社区图书馆和社区健身房，面向居民开放，两个公共空间均由社区居民及志愿者以公益服务模式进行管理。同时，争取党政相关部门的支持和社区企业的资助，启动“金色朝阳———F社区子女成长发展辅导项目”，开展430课堂、多元智能发展、童眼看世界、亲子教育等活动，重点提升新生代居民综合素质和融入社会能力，变“输血”为“造血”；定向资助社区老年协会在3个自然村培育舞蹈队，在基金会的引导和感召下，不少舞蹈队的长者和妇女加入社区志愿服务行列。这一系列公益项目看似简单、平凡，却击中了长期以来社区文体服务设施缺乏和学习氛围差的痛点，有效拉近了居民群众和社区公共服务的距离。在初创阶段，社区基金会能在较短时间内获得各方认可，与其根植社区、比其他外来组织或专家更了解社区的问题、需求和资源的天然属性密不可分。但总的来说，此时的社区基金会尚无专职、专业的工作人员和运作机制，仅凭初心使命的推动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2.蜕变期（2016～2019年）：危急关头借力，采用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开展社区营造
2015年底，地处城乡接合部的该社区遭遇重大安全事故，对社区经济、社会、环境、居民心理等产生了巨大创伤。这一时期，社区最急迫的需求是社区重建。硬件重建主要由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推进，社区“软件”重建却任重道远。一个新伤旧疤叠加的社区应如何修补？面对社区居民焦灼不安的情绪，以及各级单位的期许和支持，F社区基金会主动响应市区两级党政部门共同制定的《F社区管理治理计划》，联合笔者所在单位———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工作学院等组织，共同在F社区全面启动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项目，以社区社会工作的“优势视角”和“资产为本”为出发点，通过危机干预、社区培力、社区营造等子项目，采用自上而下的社会策划模式和自下而上的地区发展模式相结合，系统提升社区在人力、文化、服务、组织、空间、自信心等方面的资本。如开展社区培力计划，培育60名社区骨干，不少骨干更是成长为政协委员、社区社会组织负责人、全职公益人等；打造F空间，依托空间引入党政部门、社会组织和企业服务资源，弥补社区公共服务缺位问题，并培育10多个社区社会组织；探索微经济模式，开展归侨美食微经济、农副产品工作室微经济等，帮助居民实现灵活创收；联合居民共同打造社区博物馆，呈现社区历史脉络和文化特色……在社区基金会的引导下，更多居民逐渐由服务享受者转变为服务提供者，积极参与到社区志愿服务及社区营造的出谋划策中来。4年陪伴和赋能社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修补了居民对社区的自信心裂痕，融洽了社会关系，F社区也逐渐成为深圳乃至全国在基层治理方面的标杆社区和网红学习点。
3.震荡期（2019～2022年）：社区拆迁挑战，构建“五社联动”机制做好居民安置衔接
2019年底，因城市发展等多重因素，F社区被列为深圳市首个要整体搬迁的社区，3个自然村的近万名居民面临至少3年且不同地段的临时安置，辖区内的大部分企业和商户也受此影响出走而使F社区基金会的筹款大受影响。恰逢2020年初的新冠疫情突发，居民对回迁的焦虑、对疫情的恐惧、对曾经的熟人网络断裂的茫然等各类问题交杂。F社区基金会结合前面几年打下的政、企、社、学等方面的良好基础，结合社区和居民实情及时调整工作策略：一方面，通过自荐和推荐成功申请由民政部指导、腾讯慈善公益基金会资助的“五社联动·家园助力站———社区基金助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合作项目”，成为全国95个被资助的社区基金（会）之一；另一方面，深挖社区爱心企业、理事会成员单位、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志愿者的内生力量，通过企业劝募、乡贤动员等多渠道、多形式筹集人、财、物等资源。在这些慈善公益资源的共同支持下，F社区基金会配合社区党委政府，发挥好公益平台和慈善纽带的作用，在临时安置小区打造F空间驿站，重点围绕临时安置阶段的一老一小等困弱群体需求和因不确定性带来的居民回迁焦虑开展幸福来“侨”门、华侨子女社团、病床探访等公益项目，用实际行动获得了各方的高度认可，也为“五社联动”助力基层治理提供了深圳范例。目前，F社区逐渐形成了分工明确、关系紧密、稳定可持续的“五社联动”机制。在这个“五社联动”机制之下，F社区党委深度参与基金会发展规划的指导，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兼社区工作站副站长担任基金会的监事，参与各大重要事项的监管和督查，社区工作站为基金会提供办公场地，确保社区与社区基金会紧密捆绑，形成良好互动关系。在具体的社区公益事务中，由F社区基金会牵头筹集资金，通过公益资助和平台搭建的方式支持本土社区社会组织、社工、志愿者、慈善力量等开展公益服务，并在服务中影响和吸纳更多的“善”资本，以形成良性循环和友爱互助的新时代文明传承。
4.平台期（2023年～）：挑战和机遇并存，探索“公益+商业”的发展新模式
2023年上半年，历时3年多的社区回迁房陆续建成，第一批村民陆续搬迁到新建成的小区。从村民自建房到高层电梯房，从散落的村居到集中的社区，从熟人网络到半陌生社区，社区面貌今非昔比，居民的生活状态、社会心态等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何能够延续传统、借力优势、凝聚共识、再造新机，是F社区基金会面临的大课题和新挑战。除了继续结合社区需求和社区资源开展各类社区融合活动外，F社区基金会也在积极调整战略以应对新的社区形态、新的居民结构以及从城中村到小区治理模式变化的需求，并探索基金会开办社会企业等“公益+商业”的模式，为社区公益项目的可持续和社区发展注入新活水和新力量。
经过十年的风雨磨炼，F社区基金会目前已成为深圳较有名气的社区基金会之一，每年均接待不少来自各地的学习团队。居民从“F本来就是比较落后的地方，现在还发生了这么耻辱的滑坡事故，这个社区还有什么希望”（2015年滑坡发生后一位居民的发言）的悲愤感到“F空间的活动很丰富”“我们社区很出名的，拿了很多奖，有很多人来参观学习”（2021年对社区居民的访谈摘要）的自豪感，从侧面说明了社区基金会通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带来的实效作用。而社区党委在基金会病床探访项目实施第五年之际，对该项目提供了总计20万元为期5年的捐赠，更是表明了社区党委对基金会公益善举的认可。
总的来说，该基金会每年保持着100多万元的筹款金额和100万元左右的公益支出，资金量虽小，却有着较强劲的内生力量，具有小基金撬动大治理的效能，成为F社区治理的有力引擎，在改善民生、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了显著功能。F社区基金会的案例有效说明了社区基金会是可以有效助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首先，基金会通过各项公益项目和服务的供给有效弥补了社区服务的缺位，精细化精准化地解决了社区的问题，也同步增强了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其次，基金会通过公益项目资助支持各类社会组织生存发展和开展项目，在项目中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帮助社区党委培育持续不断的好帮手，既畅通了社区居民和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又能够激活社会活力，促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形成；最后，基金会作为社区资源（尤其是资金）的中介和管理机制建设者，通过对资源的筹集、管理和分配，激活社区活力和内生动力，把政府职能部门，社区中的乡贤、驻区单位、居民、社区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有机联系在一起，畅通协商、合作、互助的公益平台，有助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打造。
三、社区基金会有效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功能与角色
基于F社区基金会的案例，笔者认为，社区基金会是可以有效助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并且社区基金会要有效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应发挥好三个组织功能和扮演好四个关键角色。
（一）社区基金会应发挥好三个组织功能
1.在微观层面，社区基金会能够在社区参与中培养互助互爱的新时代公民
“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具体工作要求。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过程中，社区居民的自治能力是社区有效治理的基础，因此需要提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意识和行动力才能够达成这一目的。社区基金会倡导“身边的慈善”，通过各类公益项目的开展和社区社会组织的孵化培育，在实践行动中培育居民群众等社区主体对具体的公共事务的关注与参与，提升了其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和能力，为协助基层党委和政府培养新时代合格公民提供助力，为社会治理的多元参与营造互助互爱的社区氛围和群众基础。
2.在中观层面，社区基金会能够助推更精细化的社区民生供给侧服务
社区基金会作为合法登记的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可以基于对社区的公益服务需求，精准化、精细化地对慈善资源进行筹集、管理和分配，可以有效激活社区活力和内生动力，通过理事会的治理和具体的公益服务项目把党政部门、社区乡贤、驻区单位、居民、社区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有机联系在一起，畅通协商、合作、互助的公益平台，为当地党委、政府更灵活有效地解决具体的社区民生问题和改善公共服务提供更多选择，在现代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和社区民生服务供给侧改革中提供更多助力。
3.在宏观层面，社区基金会能够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发展带来活性元素
当前，我国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常见的重要主体如社区党委、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等都是资源的使用方，仅依靠财政资金既不能解决所有的社区问题，又会造成财政依赖的养成。而社区基金会自带资金属性，其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资金主体的不足。此外，社区基金会扮演了社区内生力量的培养皿角色，有助于社会治理体系中“社会”的发育与能力提升，从而优化社会治理结构，促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形成。
（二）社区基金会应扮演好四个关键角色
1.社区慈善资源的“集散池”
社区基金会的本质是“基金会”，有着天然的资源属性。一方面，社区基金会十分注重资金资源、自然资源、文化资源、人力资源、组织资源等各类社区资源的发掘、培育和整合，通过其合法性身份向社会筹集资源，引导社会资源投入基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基层社会治理的资源不足。另一方面，社区基金会的资源更具备灵活性，能够快速回应社区需求。对于社区迫切及紧急的需求，如慰问某个遭遇突发变故的困难家庭、修建社区运动设施等，通过政府部门财政申请等流程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或者手续繁多，而社区基金会的资金使用采用理事会决策机制，如遇特别紧急事件仅需由秘书处组织召开理事会，由理事会表决通过即可，能高效回应社区及群众的“燃眉之急”。
2.社区共性问题的“同频人”
社区基金会立足于社区，就像侦察兵一般能够快速、敏锐地掌握社区问题和需求，并结合社区实际探讨社区问题的本土解决方案，通过公益资助、社区培力、社会投资等不同的方式回应具体的问题。此外，社区基金会以社区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除了关注社区当下的问题和需求，更会关注社区潜在的问题和需求，通过提前布局和预防性公益项目的实施不断提升社区资本，使其更加适应社会的发展。F社区基金会的成功因素在于它契合了F社区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中的问题和需求，明确了自身的任务，如在初创期，对于原本欠发达的社区来说，较为重要的就是补齐社区服务设施和服务的短板，所以打造一个图书馆或一个健身房能很好地回应这一社区需求；而在社区遭遇重大危机事故后，最重要的任务是社区软环境的重建，基金会引入了社区社会工作方法开展“人、文、治、地、景、产”的社区营造，一步步地帮助社区重拾自信心。所以，社区基金会要想真正有效地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必须要与社区发展同频共振。
3.社区内生力量的“培养皿”
社区基金会的“本土利益相关者”原则决定了社区基金会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必然是在地化的，特别强调居民的主体性。社区基金会就如一个培养皿，培育社区内生力量：首先，通过理事会的组建将社区的贤人、能人、关键捐赠人等组织起来，引导他们投入资金、时间精力、影响力等要素，通过公益的方式深度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厚植基层社会治理的人才基础；其次，为了追求可持续发展，社区基金会关注和资助现有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并通过项目化等方式不断培育新的居民骨干和社区社会组织，给予了内生力量成长与发展的“活水”。这些内生力量在自我成长和发展的同时，也逐渐参与到社区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增进社区的信任和融合。
4.社区多元治理的“公益桥”
社会治理本质上是协调利益关系的过程，从合作性治理角度来看，强调不同主体之间共同利益的合作。社区基金会作为合法慈善组织，搭建公益捐赠和服务平台，让施者有路可施，让受者有途可受，将基层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充分连接起来。通过开展社区公益项目，促成社区内部不同主体的分工合作，有助于深化“五社联动”机制，助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形成；通过引入专业服务组织、慈善资金、智库力量的方式，架起了社区与外部资源的桥梁。总的来说，社区基金会就像社会治理的公益桥梁，由于它追求的是公共利益最大化且自带资源，因此能够更方便高效地将社区内外部不同主体串联起来，促进各利益相关方的多元协同参与治理。
四、社区基金会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困境与挑战
F社区基金会的本土化探索，为当前和下一步更好地优化推进相关政策措施提供了依据，也为我国其他地区发展社区基金或社区基金会提供了参考。但当前社区基金会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困境和挑战并不在于基金会参与基层治理不顺畅，更多体现在基金会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上。因此，要促进社区基金会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关键就在于保障社区基金会获得良性且高质量的发展，这样就能使基金会更加深度和持续地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当前社区基金会发展受制于政策、人才、内在动力、外在环境等因素，仍存在上热下冷、外热内冷、成立热运营冷等现实矛盾，在外在环境和内在能力两个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困境与挑战。
（一）外在环境的不确定性，使社区基金会的成长先天不足
1.政策法律环境滞后而宽泛
从国家顶层设计来看，社区基金会目前适用的法律法规有2004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和2015年颁布的《慈善法》等。但这些政策表述相对宏观，社区基金会作为2014年才逐渐出现的一种基金会组织类型，有着其特殊性和时代性，需要有指向更明确、操作更具象的政策法规给予指导。从地方实践来看，各地虽有社区基金会制度化探索，但时至今日不少已过有效期且未有更新，难以适应新时期的新变化，这给社区基金会的高质量发展和拓展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深度带来一定阻碍。
2.基金投资环境保守而狭窄
2015年颁布的《慈善法》等相关政策法规虽允许基金会参与保值增值等投资活动，但由于投资有风险，社区基金在投资活动方面仍显谨慎。一方面，社区基金会的主管部门为了规避风险，一般仅同意基金会参与风险极低的定期理财，不允许其参加其他的投资增值；另一方面，社区基金会的理事会和秘书处，普遍对社区基金会和理财投资缺乏充分了解，且理事会要对基金会的投资理财亏损承担一定责任，导致大多数理事对基金会的增值保值投资活动持保守态度。
3.社会筹资环境单一而有限
当前社区基金会资金来源渠道以政府购买服务和本地企业大额捐赠为主，渠道过于单一，尤其是不少企业起初是基于要与政府或社区建立良好关系的意图而出资捐赠，这样的捐赠往往是一次性的。比照国际上的社区基金会收入主要来源于社区居民捐赠和资金增值投资等模式，我国社区基金会筹资渠道还有待拓宽，尤其动员、培养和激发社区居民、商户、员工的小额、持续捐赠方面，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二）内在能力的不充分性，使社区基金会的发展后天乏力
1.组织治理与自主发展有所欠缺
我国目前大多数社区基金会属于政府主导型，虽然在政策倾斜与支持、合法性身份获得与认同等方面有着一定优势，但是政府参与的问责机制和角色目标使其必然会对社区基金会采取“负责任”或“不负责任”的干预。干预的边界非常需要执政者的智慧，不恰当的干预往往使得社区基金会的自主决策性较低，居民的参与积极性也受到影响。此外，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组建的理事会大多是成立之初应政府邀请进入理事会的成员，如果他们参与社区基金会的热度和深度有限，就极易导致“理事不理事”的尴尬局面，使得基金会活力大打折扣。
2.专业人才和运营能力差强人意
从长远来说，社区基金会想要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就需要复合型的专业化人才参与基金会的运营，基金会工作人员在慈善资源开拓与链接、公益项目设计与运营等方面的能力尤为重要。但按照相关规定，基金会的管理费用不能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而目前多数社区基金会资金池小（近八成社区基金会的原始资金规模在200万元及以下，每年平均公益支出约100万元），难以聘请一定数量且具有专业能力的专职工作人员。这就使得社区基金会在专业化人才需求和合理的薪酬激励方面产生了显著的矛盾，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基金会难以做好中长期规划，难以打造精品项目，难以做好资金运作，从而难以赢得社会和捐赠方的持续信任。
五、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动社区基金会高质量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部署以及共同富裕和三次分配的时代背景下，当前我国社区基金会的发展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推进包括社区基金会在内的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是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强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建设的有效途径。
（一）党建引领，精准发挥社区基金会在基层治理中的灵动价值
2023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其中提到要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作为党中央的职能部门，社会工作部将统筹推进有关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社会工作政策及人才队伍建设、志愿服务工作、新社会组织等这些与社区基金会发展紧密相关的工作。在党委部门的协调指导下，社区基金会有望能更紧密地围绕党和国家的战略，在社区治理体系完善、精神文明建设等工作中发挥更精准有效的作用。
（二）政府支持，协同发挥社区基金会在民生服务中的蓄力价值
社区基金会的落脚点在基层、在社区，重点在对于特殊困弱群体的帮扶与关爱上。在前期民政部等相关政府职能部门推动的“五社联动”全国部分试点地区，社区基金会及社区基金作为重要载体，在社区与基层社工站、社区志愿者、社区社会组织的联动中起到了很好的社区慈善资源链接与助力的作用。鉴于“五社联动”模式试点时间较短、覆盖面有限，建议政府相关部门继续加大力度推进，并对社区基金会给予重点培育和激励，加强社区基金会可持续发展的专业支持体系。在发展初期尤其要重视在专业人才方面的赋能与支持开展社区基金会种子人才培养计划，通过培训、实训等方式为社区基金会储备人才库，并加强对社区基金会行业的扶持，可引导相对成熟的枢纽型社会组织对社区基金会定向结对支持。
（三）法治保障，持续发挥社区基金会在慈善公益中的柔性价值
社区基金会的成立往往有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或者自下而上的社区能人推动，其后续的良性可持续发展却必须倚赖健康友好的法治环境。一方面，要加强对社区基金会的“管”与“服”，要适时修订《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中的相关条款，加快研究出台推进社区基金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法规，同时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出台或调整有关社区基金会发展、培育、管理的相关政策文件和指导措施，为社区基金会的成立及运营提供细化、有效的指引。对新成立的社区基金会，适当放宽门槛，并在办公场地、人力资源、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等方面进行专项支持。另一方面，注重对社区基金会的“松”与“放”，在把握大方向的前提下，通过健全基金会法人治理结构、充分发挥理事会和监事会的权利与责任，充分调动秘书处执行团队的积极性与创新性，更多地采用政策支持、专业支持、人才支持等间接方式代替不恰当的直接干预，让社区基金会真正释放出应有的活力。
（四）社会共建，广泛发挥社区基金会在社区文化中的倡导价值
社区基金会倡导的是本地慈善资源用于本地服务，鼓励人人公益，倡导身边的慈善，这与党和国家提出要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异曲同工。社区基金会筹的“资”，不只是资金，更是社区企业、商户、居民的爱心、参与、责任感，营造的不只是看得见的硬件环境，更是看不见的文明、精神、素养、社会心态等软环境。因此，不论是以资助为主的社区基金会，还是以服务为主的社区基金会，都要重视公信力的建设和公益品牌的维护，将每一次的服务都当成是丰富社区慈善公益文化的道场。
（五）组织自强，深度发挥社区基金会在社会组织中的示范价值
“打铁还需自身硬。”社区基金会作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社会组织实体，其自身的发展要合规合法、有效高效。因此，要优化内部治理机制，优化现有理事会结构，挑选真正关心社区、有资源或有影响的理事进入理事会，让理事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并充分搭建平台让理事有参与感、荣誉感和获得感，提升基金会的活力和内驱力。在运营层面，社区基金会要因地制宜，探索资金筹集和增值的可持续新模式。根据社区实际情况，拓宽现有的资金筹集渠道，如打造精品公益项目，与公募基金会合作开展项目募捐；联动社区本地的公益商家、企业资源，寻求公益加商业的可持续合作，建立源源不断的资金池；鼓励发展冠名基金，从捐赠人的角度出发，充分动员社区居民参与支持社区公益资金的筹集，让捐赠人更有获得感。
